以史为鉴 悲剧不是商帮的宿命

2020-01-12 作者:最新资讯   |   浏览(97)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曾经隐讳的词语“商帮”充斥着媒体和生活。这个词语背后,驰骋着一群商业骑士,他们的血液里奔腾着商业的力量。而用它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跨度超过150年的经济转型历程。
这是一个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
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精神的载体;他们亦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延续商业经济血脉。
他们的过去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没有人敢于平视那个年代,甚至缺少为之作出定义的勇气。
他们来自潮汕、宁波,来自山西、安徽。过往百年,他们就是国家商业的图腾。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的成功,也有人说这是一群人的成功。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阶级的成功。
几度辉煌
对于一个商业社会中人,即使相信时间可以沧海桑田――比如在畅销书上记载的豪富场面深信不疑,但也很难相信没有时间跨度的巨大变化。
正如对曾经被称为“海内最富”的山西的追忆。当地人顶多就是淡淡地说,过去是这样的。
在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宋蔼龄的传记中,山西这个以贫瘠著称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镇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承载起这个伟大称号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业团队。
资料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由此上溯到更远的时候,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安徽,另外一个著名人物胡雪岩已经开始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一个现在都堪称气势磅礴的大宅。
这是一种近乎商业神话的格局。然而按照商业的逻辑看,神话背后的实质是复杂、脆弱而高风险的融资和同业拆解安排以及粗糙的产业链整合,它经不起政府对财政控制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冲击。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是雪崩很快就到来了。社会动荡、革命将徽商和晋商可能的突围方向全部打乱,并使之彻底无法翻身。
1914年冬天,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终于倒闭。从象征意义上说,这个事件意味着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此终结。晋商和徽商长达百余年的商业哲学就此沉寂并受到质疑。
一位学者在央视论坛上分析说,“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而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有可能使商业传统延续下来。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
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却走入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而宁波和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
因而,当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可惜的是,胡雪岩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个现实。历史记载说,胡氏兴旺和衰败皆因“官”字――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而言,福祸就在两可之间。
事实确证了这一点。
文化的力量
2002年,一个名叫谢世东的潮汕年轻人带着“合生创展”走进京城。在他十分难懂的普通话强调下,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名字拗口的公司将在天津开发一个占地18000亩的地产项目。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地产开发项目,而是营造城市。地产大亨王石用“后生可畏”形容了这个潮汕人的冲劲。
而这不过是潮汕商帮新人类突起的标志之一。此前稍早的2000年3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在香港开始了香港证券交易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依借家族的强大背景,李用不到三天时间动用了超过100亿港币(交易额估价为380亿美元,)的现金将著名的香港电信收入囊中,并将之改名为“电讯盈科”,从此在潮汕商帮传奇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行内人士笑称:“李泽楷一天就赚了他老爹一辈子的钱。”然而,笑谈过后,一场有关文化的反思正在进行。
驰骋社会数百年的商业骑士们,在一个遍地机遇的商业新时代为什么会境遇不同?有人将之归结为精神内核的影响。比如宗亲力量和地缘文化。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经数百年来时代变迁,潮汕和宁波商帮从没有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极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宗亲存在的关系,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在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家路线图上,是一连串海外亲戚名单以及有如群星灿烂的宗亲社团名录;而在任何时候,以成败论英雄的商帮内部,提起本地本族的大户们都是带着敬畏之情,他们的发家故事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必然。
如果对其发展作出一个详细的归纳,甚至可以无穷无尽的找出这样的案例,一个个体在某地的成功可以吸纳一个家族的搬迁;一个个体的成功甚至可以导致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转型――这种思维在事实上延续着潮汕人和宁波人的商业血脉,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
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多次声称不会对儿子的生意行为进行干涉的李嘉诚在李泽楷生意不利之时动用家族基金“救市”即是宗亲力量的确证。
而在地缘特征上,靠近港口和海洋的地理优势更是在潮汕和宁波商帮血液中烙下痕迹――当他们还是一个幼童时,他们就已经懂得物质需求比空泛的意识形态更紧迫。从骨子里讲,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商业团体只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达到什么目标以及怎么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更关心看得到的东西”。
没人否认这样的文化或许存在一定的缺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的成功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近一步提升。
而在传统经济腹地的商帮们,他们更渴望在官方层面的价值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些时候是一个团队的牺牲,更加危险的是个体的倒下甚至有可能带来整个产业逻辑和基础的分崩离析。
或许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在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开始伟大的复兴之时,徽商和晋商内部却还在进行着一场不休的讨论――历史对于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种讨论并非没有益处,至少它可以帮助曾经辉煌的晋商和徽商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线路以及商帮文化。但现在他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迅速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这个。
因为文化的力量,有些人正在失去传统,有些人则从传统中获得力量。这是商业社会的必然,或许更是商帮的宿命。
对于这个被称为徽商龙头的人――后世的记忆是“红顶商人”――以商业影响力在官商之间左右逢源,最终成为“二品大吏”。
这不是一个人的传奇。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
晋商徽商之后,宁波商人开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为继二者之后“最具战斗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和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商帮更乐意经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外向型地缘结构促使他们的经营方向由外至内――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
宁波商帮独领风骚的态势进入上个世纪后发生了改变。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
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
在更晚的1970年代,潮汕商帮终于走上巅峰。一个名叫李嘉诚的商人在口岸城市香港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且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帝国的根基。
作为一个坐标,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升腾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新经济时代的影响力和高度。
商帮的逻辑
李嘉诚家族在香港崛起之时,另外一个宁波的家族――包玉刚走上世界船王的宝座。
作为宁波商帮的代表,包玉刚家族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来验证了这个商帮的发展轨迹――利用靠近海洋的优势进行原始积累,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走向陆地,并将海陆资源整合,从而影响产业走向。
这种逻辑和潮汕商帮非常相似,似乎殊途同归。
而在包氏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中,潮汕商帮的领军人物李嘉诚成为他的同盟。
在李嘉诚的协作下,包玉刚在数日之内动用数以十亿计的现金,收购了老牌英资机构九龙仓的大部分股票,出任九龙仓董事会主席,从而成功着陆。而李氏在收购另一著名英资机构时亦获得包氏的帮助。二者之间的合作被誉为“香港商业史上最经典的商战案例之一”。
那是1970年代,商帮之间开始摒弃宗亲和地域界限,走向合作道路。这个时期的观点说,看似水火不容的两大商帮在共同利益前提下最终走向联手,这里面暗合着现代商业的必然。
学界的观点认为,当协作共赢成为现代商业的基础后,所谓的商帮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以义取利,经世致用”思想。
这种思想的发源地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和潮汕――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思想。
共同靠近大海,选择外向型经济的宁波和潮汕商帮的合作基础正在于此。一位学者说,从根本上而言,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迹实际上是对外开放前提下“民本经济”思路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必然产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帮都存在这样的认同。当以民生为基本要素的商业思维决定下的潮汕和宁波商帮开始走向新的阶段时,地处传统经济腹地的晋商和徽商正在为历史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趋向于“官”“商”合一。
这似乎和他们的经济转型相关。众所周知的是,当传统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晋商和徽商的更大愿景后,他们选择了金融产业作为突围口。
他们几近成功。一个数字说,清朝光绪年间,政府财政储备将近1/3都存放在晋商、徽商的钱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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